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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消费制度适用困境与完善方向之探讨
作者:王永寒  发布时间:2020-07-30 09:39:46 打印 字号: | |

为适应加大执行力度,促进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经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限制消费司法解释”)修订后,我国执行过程中的限制消费制度基本建立。

限制消费作为间接执行措施的一种,与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等直接控制、处置被执行人财产的措施不同,其目的是被执行人产生心理压力,使其感受到因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导致的生产生活空间的挤压,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本质是一种执行威慑机制限制消费制度建立以来,通过限制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等乘坐高铁、飞机等生活消费或租用高端写字楼等生产消费,促使了大量进入执行程序后的案件的被执行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成为推动“执行难”的基本解决局面形成的一大利器。但在执行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适用的困境和难题,(限制消费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比如联动单位不够全面、监督渠道不够畅通等诸多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由于无法通过法院或者法律本身解决,本文仅着眼于制度构建本身讨论),借着向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东风,本文秉承着从实务操作的问题意识,结合执行办案中遇到的具体困难,讨论限制消费制度的适用难题,以期对限制消费制度的进一步应用与完善提供建议。

    一、 问题提出

根据限制消费司法解释第一条,被执行人若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法院即可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加上限制消费措施对被执行人生活经营空间挤压带来的良好的执行效果,在执行程序中较常适用。虽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但由于司法解释的规定仍不尽详实,故在适用时仍存在一些困难,本文拟枚举一二予以分析。

1. 限制消费对象的解释问题

限制消费制度由2010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及2015年予以修订后的限制消费司法解释确定,司法解释中对适用对象的表述为“被执行人”,对于此处的“被执行人是否应当狭义的理解为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有直接履行责任的主体存疑。

在执行过程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可在执行过程中提供担保,若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或担保人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一条,被执行人在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法院可以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对于被裁定执行财产的担保人,其不具有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直接履行责任,在法律地位上无法直接解释为“被执行人”。实践中裁定执行担保财产的情形较为容易操作,但若针对在执行过程中提供保证的保证人,其以其全部财产对被执行人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当执行其财产时,若为了促进其主动履行保证责任或其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时,人民法院是否能够比照针对“被执行人”的限制消费制度,对保证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存在争议。

若将“被执行人”解释为包含不履行担保责任的保证人,是否存在将被执行人扩大解释的嫌疑;在限制消费制度上与被执行人取得同等的法律地位,是否同样可以适用失信被执行人制度、限制出境措施,这是否是对担保人责任的不合理扩大。

若狭义解释“被执行人”,不将担保人作为限制消费的对象,执行效果将可能大打折扣,极有可能使在执行过程中提供保证变成被执行人暂缓执行的手段。

2. 限制消费对象的认定问题

上文第一点讨论的是对司法解释规定的“被执行人”的解释范围问题,即是否包含未履行责任的担保人。对于限制消费的对象,在2015年修订后的限制消费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增加了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这相当于将限制消费的效果扩展到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其他对债务履行有直接影响的人员身上。

然而,除法定代表人由工商登记可以明确外,其他几类人的认定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更由于审执分离理念的推行、执行实施部门和执行裁决部门的分立,使得直接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的执行实施法官缺乏听证会等程序工具保证对上述四类人的认定的准确性和公平性,直接对除法定代表人之外的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具有很大随意性,甚至可能给滥用职权等失职、渎职行为留下空间。

3. 单次解禁的申请与审查问题

对于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不得采取的消费行为,限制消费司法解释列举了九大类型并予以兜底,对“消费”的理解应当采用广义的理解,除维持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基本生活或者被执行人经营必需之外的其他一切可能造成责任财产变化的行为这是一个严格的标准,体现了规则制定者希望对于通过限制消费措施减少被执行人财产减少,并通过压缩被执行人生活空间督促其履行义务的决心和力度。

同时,出于公平与平衡,限制消费司法解释将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等四类人因私消费且以个人财产实施高消费、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生活必须而进行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审查权赋予执行法院,但由于实践中,多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界限不明、因私消费与因公消费难以区分的情形,执行法院由于较难查明事实,而难以行使单次解禁的审查权的情形。对于这一情形的审查标准的缺乏导致单次解禁制度作为保证公平制度的空转。

4. 申请解除限制消费后的再申请问题

根据限制消费司法解释,对限制消费措施的解除有以下几个情形: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执行完毕。其中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形和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的情形争议较小,但经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后再提起限制消费措施是否应当具有一定的限制。

在实践中,存在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向法院申请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经法院审查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口头的和解方案,申请执行人即向法院申请解除限制消费措施,但因为申请执行人本身对于被执行人是否真正具有履约诚意和能力缺乏判断能力,盲目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可能增加被执行人借机通过消费转移财产等风险。

    二、 制度构建原理与执行效果统一的思考

1. 限制消费制度创设原意与目的

限制消费制度出台之前,被执行人一方面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另一方面通过从事各种高消费行为大肆挥霍财产的情况非常常见。既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地方法院已尝试出台关于限制高消费的相关规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尝试构建了限制消费制度。目的是通过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避免其恶意逃债,最终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最大限度的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效维护司法尊严与权威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进入执行程序之后,除法律明确规定不能执行的财产外,被执行人应当以其全部财产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履行,不得随意处分财产。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得到明确,强制执行程序更倾向保护已经得到明确的申请执行人的利益。适用较为严格限制消费措施,减少被执行人财产损失,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本身符合执行程序的根本价值取向。

2. 执行效果与个案公平的统一

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本身有利于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较好执行效果的有力保障。但在每个个案中追求执行措施的公平,同样是执行法官以及执行程序所应当追求的应有之义。

之所以有必要探讨个案公平的问题,是因为在实践中由于制度规定的概括性以及配套程序的不健全,出现许多案件中被限制消费的人员范围有限、不准确等问题。考虑到限制消费措施中“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等对自然人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措施的存在,是对被限制消费人员生活、工作空间的较大压缩,对限制消费人员的选择应当准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同时减少对非应承担责任人员的不合理限制。

具体来说,上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为单位的,更换法定代表人是否应当对之前进行限制消费的法定代表人采取解禁措施;法定代表人更换后已经离职的人员是否仍然需要承担被限制消费的责任;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申请对其可以提供一定证据证明是被执行人对债务有直接责任人员进行限制消费,法院审查证据应该采取什么标准,证明到什么程度应该对相关人员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公司指定年龄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员等等等,都对限制消费制度本身的完善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提出了较高要求,解决好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执行效果与个案公平、善意执法的有机统一。

3. 限制公司债务直接责任人高消费与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时可能出现的矛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的法人资格,直接请求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公司人格否认的基本内涵。

根据公司人格否认的基本精神,承担债务一般情况下不得突破公司人格,除非通过相关程序认定股东存在抽逃出资、出资不实等情形时,才得以“揭开公司面纱”。虽然限制消费措施产生效果的被执行人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四类人员与公司股东不一定完全对应,而且并不是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责任,但无法购买不动产、无法乘坐飞机、高铁等措施实际上也给其带来了较大的生活障碍,也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若对上述四类人员的认定标准和程序不够健全,更容易加剧限制消费措施与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时可能出现的矛盾。

    三、 限制消费制度的完善方向

鉴于上文所述的限制消费措施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与尴尬,充分考虑限制消费制度创设的基本原理与目的,并追求限制消费制度适用的准确性、有效性,依笔者管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限制消费措施在制度层面作如下完善:

1. 明确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的内含与外延

限制消费制度的首要目的是通过限制消费行为达到避免财产减损和加速自动履行的效果,而消费行为由民法上的主体实施,故弄清楚限制消费限制的是谁的行为,是讨论制度适用与完善的基础性论题。如第一部分所述,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问题,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对象的内含问题即对于司法解释明确的产生限制消费效果的几类人员的认定标准问题,以及对象的外延问题即是否应该包括法律地位上不属于“被执行人”的其他主体的问题。

一方面,在限制消费对象的内含问题上,限制消费司法解释虽然明确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高消费行为,但并未对“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如何认定提出明确的审查标准。笔者认为,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由于被公司法上对其的认定有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能够证明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实际支配公司的人,可以认定为实际控制人;“主要责任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一般可以由债权人举证证明进入执行程序后仍应是该单位工作人员的,包括但不限于债务发生时相关项目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具有一定决策权力的对接人员等等,并且有必要提高证明标准。同时,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在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是只能对被执行人单位的一个责任人进行限制消费措施还是对数个对债务发生或履行有直接影响力的人员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从对限制消费司法解释的文义解释上看,只要符合条件,可以对数个人员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但同样地,对于条件的审查以及执行员权力的监督都应采严格的标准。

另一方面,限制消费对象的外延问题,由于限制消费制度中对限制对象的表述均为“被执行人”,对于在执行过程中提供担保的担保人能否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笔者认为应当慎重。首先,从法律解释的层面上看,应当尽量避免对法律的扩大解释,当法条表述为“被执行人”时,应尽量采取忠于原表达的解释方法;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第三人向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可以通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被列为被执行人,虽然这一规则规定的情形与提供担保略有区别,但可见“被执行人”法律地位的取得至少需要一个专门的程序予以认定,在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财产的情形内实际上赋予担保人“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的确有失偏颇。

2. 健全限制消费措施内审查与认定的配套程序

限制消费措施的适用中存在多处需要审查与认定的内容,比如单次解禁的审查、限制消费对象的认定、更换法定代表人后限高措施是否变更的审查等等。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中,都只是笼统地将上述问题的审查权暧昧地赋予了执行实施法官。但由于上文中探讨的审执分离等现实条件的不足,导致执行实施法官较难准确地、保证程序公平的审查上述问题。

为进一步解决这一矛盾,构建相对完善的审查认定程序,应当明确哪一部分审查执行实施法官可以以何标准直接认定,而较为重大的,有必要合理利用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比如,对于被执行人为单位的承担限制消费效果的四类人的认定,可以先由执行实施法官审查申请执行人提交证据后进行初步认定,对于明显属于上述四类的人员可以先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通知相关人员,若相关人员认为该执行行为不合理合法,可以参照民诉法执行行为异议的程序进行公开听证、审查。

3. 参照失信被执行人制度确定多次申请限制消费的时间

申请执行人申请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法院经审查可以解除限制消费措施。但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后申请执行人再次申请,有必要予以限制。第一,限制消费措施是确保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手段,同时是申请执行人的权利,申请执行人申请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法院审查予以同意,是对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权利的承认;第二申请执行人以不限次数的解除、申请限制消费的权利,有可能增加法院不必要的工作量、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三,增加时间限制,对申请执行人善用其权利有一定的督促作用。

在失信被执行人制度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四款,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删除失信信息后六个月内,申请执行人不得再次申请将该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再次申请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明确的时间限制。限制消费措施与失信被执行人措施都有信用惩戒的性质,应当比照适用时间限制,但因为本身程度较轻,且适用具有时效性,所以应当设定较短的限制期限。


 
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