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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不能情形下的违约方解除合同
——以《民法典》第580条之适用为视角
作者:薛强 矫冰玉  发布时间:2020-10-27 15:35:02 打印 字号: | |

一、 现实僵局: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困境

案例一: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乙公司向甲公司提供产品推介等服务,甲公司支付费用,合作期限15年。签约5个月后,甲公司因自身原因不再需要乙公司的服务,要求解除《协议书》,乙公司不同意,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僵持不下。一审法院认为,通过甲公司的行为,可以确认其已无继续履行《协议书》之意愿,诉争协议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主客观条件,遂判令解除合同。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属于服务合同,当事人不享有法律赋予的特别法定解除权。本案合同不符合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要件,一审判令解除合同有误,遂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甲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丙公司拟经营烤红薯,遂与孙某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孙某店铺用于经营,租期3年。后因烤红薯系热食类食品,违反了老街的整体规划,丙公司经营者汪某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申请未获批准,导致丙公司无法在该店铺经营烤红薯。丙公司通知孙某要求解除合同,孙某不同意,要求继续履行,双方僵持不下。一审法院认为,丙公司不享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故对于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定,因营业执照问题导致无法经营,丙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不存在恶意违约;案涉合同期限为3年,时间较长,在双方已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况下,如要求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孙某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遂改判解除合同,但丙公司作为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免除。

以上两个案例,均系长期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确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对方当事人坚持要求其履行,双方因此形成僵局的情形。确因自身原因无法履行合同的一方属于违约方,其诉请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93条、第94规定的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解约诉求缺乏请求权基础;然而如果判令合同继续履行,因合同已丧失了继续履行的基础,不仅不能服判息诉、化解纠纷,裁判文书也难以执行。

通过案例检索,笔者发现实务中合同僵局的问题并非个例,且大部分僵局的产生系由于违约方因自身原因不愿或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而守约方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合同僵局”,结果显示共有民事案件文书106篇,其中判决书105篇,裁定书1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书1篇,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5篇,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44篇,基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56篇。将同一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裁判文书均在检索结果中显示的情况计为1件案件,共涉及案件101件。其中,各方虽形成了合同僵局,但在诉讼中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的5件(占4.95%);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2件(占1.98%);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11件(占10.89%);法院认定属于情势变更并判令解除合同的3件(占2.97%);一方当事人确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而诉请解除合同的66件(占65.35%);其他不涉及合同解除问题的14件(占13.86%)。          

在一方当事人确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而诉请解除合同的66件案件中,生效判决最终支持解除合同的共56件,占85%,不支持解除合同的共10件,占15%(见图2);案由分布上,租赁合同纠纷32件,买卖合同纠纷7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6件,合伙协议纠纷2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2件,股权转让纠纷1件,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1件,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1件,服务合同纠纷1件,保管合同纠纷1件,合同纠纷12件(见图3);在生效判决最终支持合同解除的56件案件中,判令解除的裁判依据主要为《合同法》第5条、第6条、第8条、第94条、第110条,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法条为《合同法》第94条和第110条。


那么,依据违约方的申请判令解除合同,是否意味着赋予了“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合同法》第110条关于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的规定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合同履行不能与解除制度是何种关系?下文将分别进行剖析。    

二、原因剖析: 概念的误读与规范的缺失

(一)“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概念的误读

有观点认为,法院依据违约方的申请判令解除合同,是赋予了“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与合同必须严守,法定解除权的设立初衷以及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相悖。笔者对此不予认同。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据违约方的申请判令解除合同,并非因为违约方享有解除权,而是基于公平、诚信、发挥标的物的实际价值、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等因素的考量,通过裁判的力量直接介入合同,对没有履行意义的合同宣告“死亡”以打破僵局,本质上属于合同的司法解除。比较法上的司法解除,由违约方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法院经过审查认定符合司法解除条件的,判定合同解除。违约方解除合同与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制度之间具有显著差别,不能混为一谈。具体表现为:

第一,解除的权利基础不同。解除权是法律或合同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形成权,当事人据此解除合同,是行使法定或约定权利的结果。只要具备法定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就可以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同时,“权利”意味着权利人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即合同是否解除的选择权掌握在解除权人一方手中;而违约方解除合同中,违约方并不享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法院或仲裁机构判令解除合同,是司法裁判对合同进行的一种合理干预和调整,通过中立第三方的“权力”打破合同的僵持状态,使得当事人能够从合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此时合同能否解除不取决于一方当事人的意志,而是基于裁判者对合同能否履行的裁量和判断。在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权力”判令合同解除。

第二,解除制度发挥的功能不同。对于不可抗力以外的合同法定解除权,就其本来功能而言,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交易自由的恢复及对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例如,房屋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已支付部分价款,但出卖人拒绝交付房屋,此时,买受人可依法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法律赋予买受人此项权利,在于使买受人可以免除支付剩余房款的义务,及时与其他市场主体重新订立合同,同时,剥夺了出卖方依约履行合同可得的利益。不考虑损失赔偿,法定解除权这一权利本身,即是法律对守约方的救济和对违约方的惩罚;而违约方解除合同中,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据违约方的申请判令解除合同,功能并非是对违约方的惩罚和守约方的救济,而是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将那些诉讼外无法继续履行也无法解除,但合同目的确已落空的合同宣告消灭,促进物尽其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对于法定解除权的惩罚和救济功能,并不体现在合同司法解除制度中,而是体现为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

第三,法院或仲裁机构审查的内容不同。在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案件中,法院或仲裁机构应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的条件,是否享有解除权。因不可抗力或对方的违约行为致使一方当事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则该方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若合同约定了解除条件,解除条件成就,且违约方的违约程度并非显著轻微或已经影响到守约方合同目的的实现,则当事人可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违约方解除合同中,法院或仲裁机构则应重点审查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在守约方要求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合同解除与继续履行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救济途径。只有在能够排除守约方履行请求权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判令解除合同。

第四,解除的方式不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方式有多种,解除权人可以直接通知对方解除,催告对方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债务,否则合同自动解除,或者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而违约方解除合同中,因需要由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合同是否应当解除,故违约方只能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主张。

第五,解除的时间不同。当事人在诉讼外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通知载明若对方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解除;直接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诉解除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根据解除通知的内容和解除通知送达对方的时间,合同解除时间在裁判文书作出前即可确定;而在违约方解除合同中,因只有法院或仲裁机构有权对合同能否履行以及应否解除作出判断,故只有在裁判结果作出之时,才能确定合同确已不能继续履行,应当解除,所以合同的解除时间一般应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此之前,即使当事人发出过解除通知,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法院依据违约方的申请判令解除合同,并未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而只是对合同司法解除的情形进行了补充和扩张。

(二)裁判规范的缺失

合同解除制度的法律依据限于《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的规定。既有权威文献一致认为,《合同法》第94条中,除第(1)项外,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是指非违约方,在第(2)至(4)项中,违约方不可行使合同解除权。现行法律框架下并无依据违约方申请判令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则。

然而价值考量上,正如案例中的情形,如果判令合同继续履行,甲公司本不再需要乙公司的服务,却仍有义务“创造需求”,同时支付高额费用;丙公司因执照问题无法经营,却仍需负担空置房屋的租金。故在一些场合,即使诉请解除合同的系违约方,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破解合同僵局,合同确有解除的必要。

在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一边是裁判依据的空白,另一边是需要判令合同解除的价值考量,由此便引发了合同能否解除的争议。主张裁判依据优先的观点认为,既然现行法中并无依据违约方申请判令解除合同的规则,违约方的解约诉求缺乏请求权基础,故应予驳回;主张价值考量优先的观点认为,成文法具有滞后性,1999年《合同法》制定时并无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问题,现在实务中出现了该问题,应通过法律解释或适用法律原则的方式弥补法律漏洞,以实现相对公正的裁判结果。然而,无论是依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判令解除合同,还是将《合同法》第110条、第94条第(5)项解释为合同解除的裁判依据,都有牵强附会之嫌,实为《合同法》框架下合同解除规则不够完善的无奈之举。

造成违约方解除合同困境的根源,在于《合同法》第110条与合同解除制度的“脱节”。《合同法》第110条意在解决违约方履行不能与守约方主张继续履行之间的矛盾,但在排除了守约方继续履行请求权,而守约方又不愿意解除合同时,合同事实上陷入了既不能履行又不能解除的僵局状态时,守约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约方亦在合同的约束中难以脱身。

《民法典》在制定中考虑到上述问题,《民法典》第580条在沿袭了《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第2款:“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这一条款弥补了《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缺陷,搭建起履行不能与合同解除之间的桥梁。从体系解释上看,法律已对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类客观原因下合同的解除或变更问题另有规定,故《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系规范当事人一方因自身原因造成履行不能的情况。第580条第2款中,依据对“当事人”通常含义的理解,既包括违约方,也包括守约方。若守约方据此请求解除合同,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致使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完全符合《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2)至(4)项规定的情形,守约方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不必“舍近求远”地适用《民法典》第580条,其可以通过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故《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实际指向违约方因自身原因造成合同履行不能而诉请解除的情况,同时明确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不受合同解除的影响。

三、解决方式:《民法典》第580条之妥当解读

值得说明的是,《民法典》第580条实质是法院的裁判依据,并未赋予违约方新的“权利”。无论是否有《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违约方都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能否起诉属于诉权的问题,诉权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益进行司法保护的权利,是民事诉讼程序发生的权利,不以实体权利存在为基础。即使当事人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只要其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也必须通过诉讼程序作出裁判。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中,违约方本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有权提起诉讼,故《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并未增加当事人的诉权,也未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在程序和实体上均未增加当事人的权利,只是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填补了破解合同僵局之裁判规则的空白,使得裁判者可以“有理有据”地宣告合同“消灭”。《民法典》第580条在适用中,应注意以下要件:

(一)要件之一:继续履行的合法排除

 本条款中,“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沿用了《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其一是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况包括标的物被查封、扣押等,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况包括特定物的毁损灭失等。“如果强要债务人履行其债务,实即强人所难,故这种场合只能使债务人承担其他的违约责任,而不是也不能强制履行”;其二是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主要指债务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情况,如请某位画家作画,该画家同意后又反悔的,因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是宪法层面保护的基本人权,画家反悔虽然构成违约,但亦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其作画。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况,“一是继续履行在经济上不具有合理性,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和浪费,二是如果履行的时间过长,尤其是履行质量需要长期监督,也不适合实际履行。”若继续履行可能造成履行成本或时间上的严重违背经济合理性,则债务人可以抗辩免除继续履行;其三是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此款规定是为了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债权人及早行权,则债务人承担责任方式的不确定状态便可尽早结束,有利于法律关系的稳定。法条并未列明“等”字或兜底条款,故适用范围上仅限于前述3种情况。

(二)要件之二: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要义

有学者认为,本条中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并无必要,“只要存在终局性的履行不能,合同关系就应当终止,而不论是否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根本违约”。上述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要件对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作出了进一步限定,有利于防止合同司法解除制度的滥用,亦有其合理性。此外,对于条文中的“合同目的”究竟是指双方的合同目的还是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意见并不统一。笔者认为,与意思表示“同向”的决议行为不同,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相向”的,一方需要履行的义务往往是对方的合同目的,例如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合同目的是取得租金,而承租方的合同目的是占有并使用租赁房屋,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并不相同,故此处理解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更妥当;依据文义解释,违约方要求解除合同,势必因为继续履行不能实现违约一方的合同目的,至于守约方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在违约方考虑的范围内。如案例二中丙公司的合同目的是在涉案房屋经营烤红薯,但其因执照问题无法经营,继续承租房屋已不能实现其经营烤红薯的合同目的。故本条款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指违约方的合同目的。

(三)要件之三:恶意违约的排除

依据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会纪要)第48条的规定,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符合下列条件的,法院应予支持: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考查上述条件,守约方本就享有合同解除权,“权利”的含义意味着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是其放弃解除权的表现,并不超出权利行使的合理范畴,难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条件3并不合理,应予舍弃;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可以归入《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中“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况,故在《民法典》的规定之下,亦无单独设立条件2的必要;而对于条件1,即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笔者认为不能为《民法典》第580条的规定所涵盖,且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纳入司法裁判的考量因素。

强调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意在排除“效率违约”的情况。效率违约理论认为,只要违约获得的收益大于履行产生的成本,法律就应当允许违约方通过支付损害赔偿退出合同,而不能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笔者认为,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法律亦具有道德性,应尽量规避道德风险的产生。若违约方系故意阻止合同履行,或故意制造合同不能履行的条件,法律不应鼓励这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依据“任何人不能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法谚,违约方的恶意解约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只有违约方系在本应预见到履行不能的风险而未能预见,或虽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态下出现履行不能的情况(如案例二中丙公司对于因未能办理营业执照而不能经营存在主观过失而非故意),才能适用违约方解除合同制度。

四、 余思:金钱债务引发的合同僵局问题

     依据《民法典》第579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通说认为,金钱债务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原因在于货币是种类物,具有可替代性,与某特定物毁损灭失后无法复原不同,金钱不存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给付的情况。然而实践中,当事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负担金钱债务而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形并不少见。例如(2019)鲁0203民初5300号民事判决书中,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认为:卢某、盛世通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现因卢某家庭原因,无力承担车辆租金且无时间再进行网约车的营运,卢某自2019年1月起曾多次向盛世通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盛世通公司一直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卢某仍然按时缴纳了车辆租金直至2019年4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卢某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笔者认为,金钱债务也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因无力负担金钱债务而形成的合同僵局亦客观存在。金钱为种类物,意味着相同面值但不同编号的钱币在法律意义上并无差别,但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无论钱币之间如何相互替代,债务人所拥有的金钱总数都不能清偿债务,故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认为金钱债务不存在履行不能的观点,混淆了种类物的数量与种类物可替代性的关系。依据《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规定,仅在非金钱债务履行不能的情形下,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判令解除合同,并无金钱债务履行不能情形的适用余地,这也是本条规定的些许遗憾。对此,建议在日后的司法解释中扩大《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将金钱债务履行不能的情形也纳入其中。


 
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