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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存证技术在民事司法中的应用
作者:程惠炳  发布时间:2020-12-31 15:27:38 打印 字号: | |

在刑事案件中公诉方的电子证据采信率往往较高,是基于公权力机关有较高的信用背书,以及原件扩大解释的原因。与此相较,民事案件中电子证据因其易消亡、易篡改、技术依赖性强等特点,采信率相对较低。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以来,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已受理了大量的通过区块链技术存证的案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共识机制、加密机制、时间戳以及防篡改的技术特性,可以解决很多关于信任度的问题,在电子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能够很好落地。而存证技术是其最基础的应用领域之一。区块链技术在存证方面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补强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第二,时间戳可以解决诉讼中常见的倒签合同及虚假诉讼问题。因为文件形成时间目前在法院属于很难通过司法鉴定进行判断的事实。以劳动争议为例,以可信时间戳和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电子劳动合同可以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后被用人单位收走、劳动者主张权利时证据不足、其后在劳动仲裁或诉讼过程中用人单位提供其篡改过的对其有利的劳动合同的问题,亦杜绝了劳动者签字后用人单位单方篡改合同内容、合同签订时间的可能性。由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20]33号)中规定的电子劳动合同亦应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第三,改进举证秩序,即杜绝当事人提交对方的证据与法院留存不一致等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电子数据存证方面区块链能否取代公证?第二,对于区块链存证证据,当事人的抗辩及法官的审查重点集中在何处?第三,区块链存证对证据法提出了何种修改要求?第四,是否需要构建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

一、区块链存证能否取代公证?

在区块链技术出现之前,对于电子数据基本只能通过公证手段来达到有效存证、取证的效果,这也是由相关立法所决定的。如果当事人对邮件、聊天记录、微博等电子数据信息仅采用截图打印的方式提交,证据真实性很有可能得不到对方及法院方的认可。区块链技术出现后迅速对既有的电子数据公证业务构成了冲击,在电子证据存证、取证、举证、质证全过程中担负着“数字公证处”角色,但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优势与公证制度的公益性、中立性等特点有着明显差距。

从效率上来看,公证处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但区块链技术完全可以做到7*24”。

从制度保障来看,公证处体现的是对国家公信力的依赖,有《公证法》第36条及《民事诉讼法》第6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7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则》)第10条第7项、第94条第2款作为保障。而区块链属于全新的互联网技术,除三大互联网法院外,各地法院对其并不甚了解。目前也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对区块链存证做出效力背书,其后出台的《新证据规则》细化了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定标准。

从成本上来看,以版权侵权存证为例,公证处侵权行为证据保全费用大概在1000元左右,而天平链节点存证费用一般在5元左右,部分区块链节点可免费存证,且都可以自行操作完成。所以在部分标的额不大或被告不太可能否认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案件中,当事人不倾向于选择公证方式。

从应用范围来看,区块链存证最集中的应用领域仍在明星起诉网络侵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或公司起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诉讼中。此类案件的特点包括:案值通常较小、对取证成本要求较高、网络侵权事实易销毁隐匿等。在案值较大的其他类案件中,公证作为受到诸多法律规定肯认的效力较高的证据保存手段,仍是主流的存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第三方区块链+公证”的存证方式,结合了二者的优势,在证据效力上更进一步。在原告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即“杭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中,仍然按照“区块链+国家公证”的传统印证模式来认定区块链证据的有效性,这间接否认了区块链证据的独立证明力。区块链证据仍需更多的法律层面的肯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区块链证据一定将迎来全面的“技术自证”时代。

二、针对区块链证据的司法审查

在当前的涉区块链证据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规定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新证据规则》第93条、94条;《电子签名法》(2019年修正)第8条等。此外,还可参照2012年中国公证协会发布的《办理保全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可信时间戳互联网电子数据取证及固化保全操作指引(2017.7版)》等。三大互联网法院制订使用的相关技术规范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电子数据治理范本,也为今后相关证据规则的修订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值得指出的是,2020529日,司法部最新发布了《电子数据存证技术规范》(SF/T 00762020),不同于三大互联网法院的内部规范,上述技术规范中的存证技术要求可在全国法院范围内直接适用于对电子数据的存证全过程。

虽然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优点,但远非无懈可击,诉讼中被告当事人也会基于敌对立场和各种原因对区块链存证证据提出质疑。经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数份判决,现整理当事人针对区块链证据的主要抗辩意见和法院的审查回应意见如下表:

 

被告抗辩意见

案号

本院认为

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非经法定程序成立的合法主体。

2019)浙0192民初3498

本院经登录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验证,证据内容为对被告淘宝店铺相关页面进行浏览并存证的过程,且内容完整未经更改,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服务中心属于非法主体,故本院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予以认定。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原告存证使用的保全网不符合电子数据认证服务平台的资质,相关取证视频无法确认其网络环境是否真实,网页保全证书的持有者为孙冰清,证据的关联性无法确认;截图是原告自行截取,无法确认清洁度和联网状态

2019)粤0192民初1023

虽然被告对保全网保全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无提供相反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不足以证明其留存于服务器上的电子数据形成过程中操作环境是否清洁性、取证方式是否规范性、取证结果是否真实、完整、取证结果上传服务器之前是否经过篡改,故我方无法排除因操作者不当介入、操作计算机不清洁、网络环境不真实等因素对该电子数据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

2019)京0491民初16472

熊伟提交了网页取证保全书。虽然海外网不认可该份证据,但是其认可确实使用了两张涉案照片。

被上诉人提供的侵权文章页面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双方均认可开庭之日上诉人公众号没有案涉文章),提出的侵权页面的证据保全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相关规定,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举证目的。虽然原审通过区块链存证验证,显示与区块链存证文件一致,但原审法院并未在开庭时验证,被上诉人亦未在开庭时提供上述证据原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根据复印件认定案涉纠纷的主要事实,于法有悖,从而导致认定错误的基本事实

2020)京04民终309

本案中,张雨绮提供的电子证据,已通过区块链存证验证,与区块链存证文件一致,能够证明其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宜宾新闻网对河图创意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等权属证据、《数据保全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

2019)京73民终3178

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在宜宾新闻网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河图创意公司享有涉案图片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著作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映脉公司提交的侵权证据未经公证,系“时间戳”证据,而载明的录像内容显示取证过程中“服务器网络连接受限”及“网络请求超时”等内容,不能证据其取证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019)京73民终3147

经核查,虽取证过程中映脉公司通过dos命令连接网络时出现过请求超时等情况,但之后直接通过网页连接网络可以取得取证内容,该取证过程并无不当,中广公司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实际不存在取证事实,因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侵权事实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的权属证明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图片享有权利

2019)京0491民初37265

原告提交的电子数据在生成、储存方法以及保持内容完整性方法等方面均较为可靠,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初步证据。现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取证过程存在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故对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电子数据取证证书无法显示取证的详细操作步骤,无法证明用于取证的电子设备已进行了全面的清洁性检查,无法排除全景公司存在擅自修改的可能,并且对易保全公司的资质也不认可。

康辉公司认为从事电子认证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子认证许可证书》,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并非许可审批,不能代表易保全公司具有从事电子认证服务的资质;渝信公证处与易保全公司协商一致就将证据保全公证业务转让或出租、出借相关资质,替代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许可审批制度,属于违法行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2019)京0491民初798

第一,关于易保全公司的资质问题。易保全公司系独立于双方当事人的第三方存证平台,其经营范围包括电子数据及信息传输、服务以及电子数据存储、服务等。存证平台是否获得电子认证许可证书,属于行政管理法规调整的范畴,不能直接以此否定存证平台的资质以及存证平台存证的合法性、真实性。

第二,易保全平台通过程序puppeteer打开目标网页,获取网页源码,图片信息,文字信息,对网页截屏固化证据,其操作过程是按照取证系统事先设定好的程序由机器自动完成,取证、固证全过程被人为篡改的可能性较小,该电子数据来源可信性较高;同时,易保全公司对取证数据同步传送渝信公证处。本院认为易保全公司生成、存储数据电文的方式,具有可靠性。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此情况下,康辉公司没有举证反驳或推翻《电子数据取证证书》,本院认定全景公司通过《电子数据保全平台》固定康辉公司微信公众号页面的电子数据合法有效。

胡丹丹提交了真相数据保全中心网页截图与真相网络公司工商公示信息,证明IP360取证数据保全证书系电子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认定胡丹丹存在侵权行为

2019)京0491民初23553

未直接回应

表一:当事人抗辩意见及法院回应

由上表可知,当事人针对区块链存证的抗辩意见主要有以下七种:①第三方存证平台无资质或资质存在问题。此时法院重点审核平台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在2019)京0491民初798案件中,法院认为即使没有相关资质也不影响证据本身的效力。②操作前或操作中未进行电脑或终端、网络的清洁,即取证规范问题。③系统未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新证据规则93条第2项规定情形)。④关联性不认可。关联性属于法官认定范围。⑤孤证不能认定事实,此情形下法官需要审查孤证是否存在疑点。⑥未经公证。公证不是电子证据存证的必备要素,也是区块链存证的优势所在。⑦未提交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中提到,民诉法解释第111条必须提交原件的规定无需适用。在当事人提出抗辩后,法院往往以被告未提交相应证据为由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换言之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具有推定效力。只要原告存证过程规范,区块链证据的证明力足以和公证证据相媲美。《新证据规则》第94条针对电子数据的特点,规定了由中立第三方记录和保存、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档案方式保管以及当事人约定的方式均可适用可反驳推定的情形。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司法实务中上述情形的举证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往往是不必要的,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允许法院认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正如前所述,通过对区块链证据生成、收集、存储和传输的逐项分析,将《新证据规则》第11条第2款解释为区块链证据无需像其他电子数据一样逐项进行真实性审查更为合理。同时,该条体现了允许“技术自证”的趋势。相比于目前最普遍的司法应用场景“第三方区块链+公证”,此条款的指导作用可大大降低当事人的举证成本。

关于存证规范瑕疵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一起案件为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212号民事案件,原告仅采用了时间戳技术进行证据保全。法院指派了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并遵循疑点证据“孤证不立”原则,根据《可信时间戳互联网电子数据取证及固化保全操作指引(2017.7版)》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原告的存证未完成“互联网连接真实性检查”中的三个关键步骤,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前,电子数据在上链之后不可篡改的特性已得到各界肯认,认证难点及争议点集中在上链之前。在数据上链之前,法院仍有必要在两个环节进行审查:首先,应审查当事人使用锚定式区块链存证工具的具体流程以及现场还原程度。因为,在当事人将目标数据提取之前,数据的形态以及是否经过了人为的修改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此时需要当事人向法院证明其取证的操作流程,以及使用具体工具时所处的终端、网络环境是否可靠。其次,存证工具本身的原理和可靠性也很重要。包括存证工具是否对当事人的操作留存了足够的日志、存证工具所使用的锚定算法能否确保数据不经篡改地放到了区块链上去、存证工具能否提供可靠的数据校验方法。

作为杭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而言,明确人民法院对区块链证据审查的标准及要件,并就此作出详细论述,是充分而必要的,且具有一定的普法作用和示范意义。但对于此后的互联网侵权、合同纠纷类案件,尤其是区块链证据开始在互联网法院以外的全国其他法院普遍使用的情形下,继续事无巨细地描述技术性内容,实无意义,也不符合引进区块链技术解脱法官认证压力的初衷。对于涉区块链证据的判决书写法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意见:第一,如被告对区块链证据无异议,可省略核验操作演示、哈希值、保全号、证件号等不必要信息,直接反映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第二,着重记录被告针对证据的抗辩及质证意见,并在本院认为部分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第三,对于通过区块链平台取证但没有经过诉讼平台核验的,对核实过程可适当详述(如(2020)浙0192民初1641号)。

电子数据的保全和存证无法局限于互联网法院。对非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目前亦有参照适用《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标准对区块链证据进行审查认证的现实需要。由此,《新证据规则》也吸收了前述规定第11条的精神,第9394条集中从完整性、可靠性方面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做了详尽的规定。

三、对区块链证据所涉法律规定的修改建议

 201712月,《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专门针对电子证据进行修改,引入了第三方电子证据的规定,将经过“合格的人的认证”的电子证据的效力和政府的公文、新闻报道的证据效力列为同一个层次,称之为可以“自我证实的证据”,即就真实性而言,这类证据不需要其他外在证据佐证,但是关联性、证明力仍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可以说,电子证据“技术自证”在诉讼中的广泛采信,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从目前资料看,美国证据法所认可的技术和我国互联网法院所采用的技术非常接近,关键在于电子证据哈希值校验。美国能从立法层面进行确认,可见哈希值校验技术比较成熟可靠,不同的是,美国是立法先行,我国则是司法实践先行。而美国佛蒙特州是目前美国唯一对区块链司法存证的证据审查规则进行单独立法的地区,对我国区块链司法存证证据审查规则的设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对区块链证据的界定较为广义,预留解释空间。第二,强调原件、复制件的“一致性”而非不可篡改、不可伪造。第三,树立了鉴真规则、推定规则及传闻证据规则。第三,更青睐“技术自证”,而不依赖于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以及第三方电子认证机构的“公证证明”。

通过我国既有证据法立法的梳理,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电子证据民事立法表现出多层次性,缺乏体系化。电子证据立法不同层次之间缺乏紧密协调的关联性。由此,效力较高的基本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缺乏裁判指引衡量标准,而位阶较低的规定囿于某一具体部门之中,较难在全国施行,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目前,难言形成了解决电子证据法律难题的基本思想与法律文化。第二,电子证据立法在取证工具和技术标准上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在取证分析、鉴定过程中,使用何种工具或技术没有详细的说明。

综上,总结归纳出如下建议:

1、制订体系化的证据法实体及程序规则,充实取证规则、取证工具、取证标准等内容。当前,《新证据规则》和民诉法解释构成了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主要的证据法规则,解决了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认证时的争议问题,但对于取证规则、取证工具、取证标准尚无详细规定。

2、明确并细化电子证据相关规则,包括智能合约制度,以及证据的采纳标准及采信标准。第一,如前所述,是否原件对于电子证据尤其是区块链证据来说并不是采纳理由,重要的是其完整性和可靠性。第二,《新证据规则》第94条第2项规定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按通常理解可适用于区块链平台,但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建设的统一区块链平台能否称为“中立第三方平台”,值得探讨。第三,我国的法律法规目前尚缺乏认可智能合约程序编码形式的有效性,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和其自动执行结果的合法性还有待论证。此外,区块链系统性问题的边界还未得到划分,如果出现业务差错,区块链本身的建设方、运营方、用户方之间法律责任目前还无从确定。

3、明确规定电子证据包括区块链证据的调取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区块链技术将通过电子证据调取机制改变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区块链的一大优势在于存证成本低而证明力相对较高,从而可以减少诉讼成本乃至社会成本。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该法院目前已与部分纠纷多发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了无缝对接、数据共享。立案后,当事人只要输人相关订单号码,系统便会自动连接电子商务平台,提取当事人身份信息、电商平台留存订单、聊天记录、宝贝快照等,并利用独立第三方的技术平台, 对全部数据进行保全固定,自动转换为证据。《广州互联网法院电子数据存储和使用的规定 (试行)》第十五条规定,“本院依职权或者应当事人申请,可依法调取证据平台存储的电子数据。”当司法机关的证明成本明显低于当事人的自证成本(或者个案正义损失)时,司法机关需要改变“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思路,转而寻求电子证据的法院调取机制来加强法律事实认定。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易被法院以“不属于申请调取范围”为由驳回。在区块链存证时代,这一情况有望得到改变,前提是法律规定对此做出较为明确的指引性规定,即在权衡社会成本的前提下,适当修正《民诉法解释》第9496条。新增规定:区块链司法存证平台上存证人发起存证后,应当经过电子身份认证,形成自己的私钥,只有存证人方可通过私钥访问数据,必要时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通过平台调取数据。区块链司法存证平台应当与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进行有效对接。承办法官在办理案件时可以通过节点直接、快捷调取证据。

4、突出电子证据中区块链存证的特殊之处,赋予司法区块链存证证据与公证相同的证明力,引导区块链存证走上“技术自证”之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区别对待区块链证据与其他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肯定了区块链司法存证技术证据不同与其他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强调了区块链司法存证技术证据的普遍可接受性。如前所述,《新证据规则》第10条第7项、第94条第2款赋予了公证证据相当高的证明力,在统一的区块链司法平台正式建成后,应对前述规定做出修改,赋予司法区块链存证证据与公证相同的证明力,让“区块链+公证”模式能够早日变为真正的“区块链存证”。另一种更有效率的思路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区块链司法存证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区块链证据进行直接规定,由此与2019年新修订的《新证据规则》尽量保持一致,也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四、是否需要开发统一的区块链司法平台

2019812日召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建设应用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数据管理处处长陈宝贵指出,最高法院信息中心坚持“一平台、两网络、高权威、全业务”的司法区块链建设思路,推进法院全业务过程中高公信力信息,高可靠性数据,高风险性操作等核心数据上链存证工作;牵头制定《司法区块链技术要求》《司法区块链管理规范》。由此看来,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从相关领导的表态来看,我国司法系统极有可能会走专有、自有的司法区块链道路。这一路径有如下好处:

第一,以国家机关和法院的公信力作为背书,比公证处的权威性更强,会减少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质疑。

第二,减少人民法院的认定压力和信用风险。以(2019)京0491民初724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论述为例,“北京版权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第三方存证平台,于201931日跨链接入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系统后,任何存证用户在北京版权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存证的同时,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系统均会对其存证证据的哈希值进行同步存储。”由此可见,任何一家存证平台都面临着由人民法院对其资质或公信力进行认定或背书的问题,目前区块链在我国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面对良莠不齐的区块链业态,对任何一家新的区块链平台公司进行资质认定都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同时既有的区块链公司也不能避免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当事人存证时选择的第三方平台遭遇破产清算或其他不能正常履责情形,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第三,有利于全国法院对区块链存取证标准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区块链平台不存在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三家互联网法院所接入的“天平链”、“网通法链”等在资质、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各自为政终究不能长久。此外,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在取证工具和技术标准上长期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存在多头立法的问题。如公安部门、司法鉴定机构所依据的取证规范流程存在差异性,如司法部2014年发布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通用实施规范》,公安部2012年《电子数据法庭科学鉴定通用方法》等。我国在电子证据标准化的立法进程中起步较晚,导致诸多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三大诉讼法中找不到一条关于电子证据取证工作的具体规定。由于互联网具有淡化地域性的特点,因此跨区域的电子证据保全理应做到无差别。

与此同时,统一司法区块链平台的劣势也很明显:第一,不利于业态的养成。区块链行业的健康发展一定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非一枝独秀。只有充分的竞争之后才会带来对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的提升,倒逼从事第三方存证业务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开发出稳定、可靠的存证业务产品,也会随之提高公众对区块链技术的正确认识。自下而上的方式更有助于市场自然竞争。区块链证据依赖的是区块链的技术特性,而非国家信用背书。电子数据证明体系要想从“国家公证”走向“技术自证”,这也是一个必经之路。

第二,不利于既有区块链存证公司的全方面发展。多元化的发展才是区块链行业的正常形态,统一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规范固然有利于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统一后区块链存证公司的选择无非两条路:一是接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存证平台,二是放弃司法存证业务。

第三,容易引发对法院中立性的质疑。法院、法官的中立性使之在民事诉讼中与当事人双方保持同等诉讼距离,也就是对当事人给予平等的对待。其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但如原告使用与法院“有关”的平台后而证据得到法院的肯认,容易引发被告当事人的无端质疑。虽然这个问题从技术上来讲根本不能成立,但可以预想到在新平台全面铺开之初会有类似的抗辩意见出现,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是充足的时间,即法院进一步做好相关技术的宣传工作,凝聚共识,形成全民区块链意识。20196月由最高法牵头编写发布的《区块链司法存证应用白皮书》,便是在普及区块链证据保全意识方面的有益尝试。

第四,不利于既有标准的修正和提高。既定制度往往是改革最大的障碍。基于司法稳定和行业稳定的考虑,既有标准不会迅速修正,从而很可能滞后于实践。

综合以上方面,笔者仍然认为,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利大于弊。主要理由为:证据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否胜诉的重要一环,稳定的存证生态和存证制度有利于保障我国的司法环境,进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故在司法领域,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放大当事人的存证取证风险(如第三方平台公司停业、破产等无法提供服务情形),而静待区块链业态自然养成。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应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司法区块链平台和智慧法院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