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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例】行为人提供瑕疵租赁担保是否构成诈骗罪
作者:段惠云  发布时间:2020-12-31 15:40:38 打印 字号: | |

裁判要旨

1.租赁权质押属于让与担保的一种,只不过让与的不是传统的担保物所有权,而是物的租赁权。行为人以租赁权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且债权人认可该担保形式的,应当肯定借款担保合同的效力。

2.对于“借款型”诈骗,应当主要从借款理由和借款用途的关联性、行为人借款时的清偿能力、已届清偿期时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综合判断,并严格区分民间借贷与诈骗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4日张某的三永公司与花乡总公司签订了《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三永公司承租花乡项目用于酒店、写字楼、餐饮等经营,租赁期限20年。2014年12月1日威远保安公司与三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花乡项目,威远保安公司享有合作项目57%的权益,三永公司享有43%的权益,双方约定按照上述比例出资设立鸿创伟业公司,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变更为鸿创伟业公司。2015年1月20日鸿创伟业公司成立,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10月8日,三永公司与鸿创伟业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三永公司委托鸿创伟业公司行使租赁合同中房屋使用权。2017年1月5日李某与张某、三永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李某向张某出借700万元,月息2.5%(17.5万元),借款期限180天,三永公司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张某届期不能偿还借款,三永公司承诺将花乡项目的租赁使用权转移给李某。案发前被告人张某退还被害人李某人民币352.9万元。被告人张某于2018 年9 月4 日被抓获归案。审理期间,被告人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2万元。

审判情况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2019)京0105刑初1214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责令被告人张某退赔人民币三百三十五万一千元,发还被害人李某。宣判后,被告人张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20)京03刑终487号刑事裁定,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案三方协议签订时间无法确定,也因此无法确定张某向李某借款时是否对花乡项目享有合法权利,能否以该大厦设立抵押担保,是否向李某虚构了借款用途、借款时真实财务状况。在案没有张某收700万元借款账户的资金流水,无法确定借款的实际用途,因此无法确定张某非法占有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刑初1214号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评析意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担保人对于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合法租赁权,租赁权担保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2.张某借款不还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

一、三永公司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合法租赁权

1.双方约定以租赁权作为债权担保的合同效力

《担保法》明确规定了的担保形式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随着商事实践的发展,以传统权利客体设定担保远不能满足商事主体的需求,于是产生了新型担保,常见的新型担保如:以商铺租赁权为客体的担保、以出租车经营权为客体的担保、以银行理财产品为客体的担保、以企业银行账户为客体的担保、以公用事业收费权为客体的担保等。在融资实践中,商铺租赁权担保是一种常见且成熟的运作模式,通常是商业银行作为债权人对商铺租赁权的价值进行评估,由商铺出租人进行确认,商铺承租人作为借款方届期未能清偿债务的,商铺所有人有权提前收回商铺承租权,重新转租给他人,多余的租金优先清偿借款人债务。

不动产租赁权担保是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担保形式,是当事人通过民商事契约行为自由创设的新型让与担保形式,基于契约自由与自甘风险的原则,不应当对租赁权质押予以强制排除。问题是此种让与担保形式是否突破了禁止流质的限制,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民法典》第428条在流质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态度,未直接禁止当事人对流质条款的约定,只规定了债权人只能依法就质押财产优先受偿。因此,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该担保合同有效。

2.以不动产租赁权为客体的质押权设立

对于新型的担保的效力问题,主要审查权利客体是否能否设置质押、是否经过公示、权利实现方式是否符合变价清偿的要求。不动产租赁权作为权利质押的客体符合担保法的规定,满足权利作为担保财产的两大条件:财产性和可让与性。因租赁权属于基于租赁合同产生的债权,故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实践中,对于不动产租赁权设立质押,一般作为债权质押对其效力予以认定。

租赁权质押属于让与担保的一种,只不过让与的不是传统的担保物所有权,而是物的租赁权。据此,三永公司以其租赁权为张某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且与债权人办理了债权文书公证手续,可以视为该权利质押已经通过交付权利凭证进行了公示,该质押有效。

3.三永公司设定的质押权存在瑕疵

三永公司作为承租方取得了花乡总公司的涉案不动产租赁权,此后三永公司与威远公司约定了待项目公司成立后将承租方变更为项目公司即鸿创伟业,三永公司与鸿创伟业公司也以《授权委托书》《委托合同》的形式约定把承租权委托给鸿创伟业公司行使,直到花乡总公司与三永公司、鸿创伟业公司签订《三方协议》才确认了承租主体的变更。虽然该协议签订时间无法确定是在借款担保合同之前还是之后,但三永公司认可授权委托书和委托合同的效力,因此鸿创伟业公司实际享有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三永公司自《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退出租合同,三永公司明知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鸿创伟业公司,而仍以原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权为客体为张某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故意隐瞒了该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实际享有人已变更的事实,属于权利存在瑕疵的担保。

二、张某届期不还款是否构成“借款型”诈骗罪

民间借贷与“借款型”诈骗理论上的区分显而易见,司法实践中既要保护合法借贷关系,为中小微企业创造和谐的营商环境,又要严厉打击以借款之名行诈骗之实的犯罪行为,因此正确认定“借款型”诈骗应当持谨慎态度。如前所述,张某隐瞒真相以其个人投资设立的三永公司提供瑕疵的权利担保,向被害人借款到期无法偿还,认定其构成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客观方面来判断:

1.借款理由和借款用途的关联性

行为人对于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反映出其是否对借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借款时理由与借款后资金实际用途明显不一致,并将借款用于虚构项目或致使资金无法收回的高危行为的,既能反映出行为人借款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又是体现出其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本案中,张某以装修经营花乡项目为由向被害人借款,张某将借款通过三永公司财务人员的账户又将大部分钱款打入其个人账户,由于缺乏对其个人账户资金去向的相关证据,无法判断借款的实际用途,是用于经营花乡项目还是肆意挥霍、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2.行为人借款时的清偿能力

借款时的财务状况是考察行为人清偿能力的重要因素,客观表现为行为人在借款约定还款期限内是否如约偿还利息或本金,对于清偿能力的判断应该综合考察行为人是否有正常收入、借款时经营项目的真实性、投资项目进展程度、是否提供担保、担保物的市场价值、保证人的信用等方面。借款人借款时已经负债,而其投资的经营项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且所借钱款确实用于推进投资的,即便投资失败,也不宜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借款人在借款时明显没有清偿能力,将所借款项用于高危活动的,结合其他客观方面表现,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

3.已届清偿期时行为人的态度

行为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后甚至是期限届满前,故意更换联系方式、住所、注销公司或向债权人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等与债权人长时间失联行为逃避债务,致使债权人在追偿过程中给予必要宽限时间后,穷尽合理自力救济手段仍难以实现其债权,这些行为足以反映出行为人不愿归还钱款的主观心态。而行为人只是单纯变更电话、变更住所,但对外仍以个人或公司名义开展业务,并未非法转移、隐匿财产,行为人的刻意回避不应当认定为恶意逃避债务、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因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后,新加入的主体未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创鸿伟业公司与三永公司的双方约定仅对内部有效,且该三方协议签订时间尚未查明,张某虽然提供了瑕疵担保,隐瞒了将租赁权委托他人行使的事实,但不能据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张某借款后将部分款项用于经营花乡项目,每月按时履行偿还利息和部分本金的义务,且部分款项实际用途未能查明,故二审法院作出如上裁定。

 


 

 
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