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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存证技术在民事司法中的应用
作者:程惠炳  发布时间:2020-12-31 15:27:38 打印 字号: | |

在刑事案件中公诉方的电子证据采信率往往较高,是基于公权力机关有较高的信用背书,以及原件扩大解释的原因。[1]681与此相较,民事案件中电子证据因其易消亡、易篡改、技术依赖性强等特点,采信率相对较低。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互联网司法解释)发布以来,三家互联网法院已受理了大量案件,对电子证据的审查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共识机制、加密算法、可追溯、信息透明以及防篡改等技术特性,[2]136而存证技术是其最基础的应用领域之一。区块链技术在司法存证方面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补强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第二,时间戳可以解决诉讼中常见的倒签合同及虚假诉讼问题。因为文件形成时间目前在法院属于很难通过司法鉴定进行判断的事实。以劳动争议为例,以可信时间戳和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电子劳动合同可以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后被用人单位收走、劳动者主张权利时证据不足、其后在劳动仲裁或诉讼过程中用人单位提供其篡改过的对其有利的劳动合同的问题,亦杜绝了劳动者签字后用人单位单方篡改合同内容或合同签订时间的可能性。由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20]33号)中规定的电子劳动合同亦宜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第三,改进举证秩序,即杜绝当事人提交对方的证据与提交法院的证据不一致等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电子数据存证方面区块链能否取代公证?第二,对于区块链存证证据,当事人的抗辩及法官的审查重点集中在何处?第三,区块链存证对证据法提出了何种修改要求?第四,是否需要构建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

1.区块链存证与公证的关系

在区块链技术出现之前,对于电子数据基本只能通过公证手段来达到有效存证、取证的效果,这也是由相关立法所决定的。如果当事人对邮件、聊天记录、微博等电子数据信息仅采用截图打印的方式提交,证据真实性很有可能得不到对方及法院方的认可。区块链技术出现后对既有的电子数据公证业务构成了冲击,但二者对当事人和法院而言仍有不小的区别:

从效率上来看,公证处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但区块链技术完全可以做到7*24”。

从制度保障来看,公证处体现的是对国家公信力的依赖,有《公证法》第36条及《民事诉讼法》第6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7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则》)第10条第7项、第94条第2款作为保障。而区块链属于全新的互联网技术,除三大互联网法院外,各地法院对其并不甚了解。目前也仅有《互联网司法解释》等规定对区块链存证做出效力背书,其后出台的《新证据规则》细化了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定标准。

从成本上来看,以版权侵权存证为例,根据“杭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原告所称,公证处侵权行为证据保全费用大概在千元左右,而区块链节点存证费用在10元左右,相差近百倍。所以在部分标的额较小或被告否认电子证据真实性可能较小的案件中,当事人不倾向于选择公证方式。

从应用范围来看,区块链存证最集中的应用领域仍在明星起诉网络侵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或公司起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诉讼中。此类案件的特点包括:案值通常较小、对取证成本要求较高、网络侵权事实易销毁隐匿等。在案值较大的其他类案件中,公证作为受到诸多法律规定肯认的效力较高的证据保存手段,仍是主流的存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第三方区块链+公证”的存证方式,结合了二者的优势,在证据效力上更进一步。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中,仍然按照“区块链+公证”的双重模式来认定区块链证据的有效性,这削弱或间接否认了区块链证据的独立证明力。[3]105区块链证据仍需更多的法律层面的肯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区块链证据一定将迎来全面的“技术自证”时代。

2.针对区块链证据的司法审查

在当前的涉区块链证据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互联网司法解释》第11条;《新证据规则》第93条、94条;《电子签名法》(2019年修正)第8条等。此外,还可参照2012年中国公证协会发布的《办理保全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可信时间戳互联网电子数据取证及固化保全操作指引(2017.7版)》等。三大互联网法院制订使用的相关技术规范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电子数据治理范本,也为今后相关证据规则的修订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值得指出的是,2020529日,司法部最新发布了《电子数据存证技术规范》(SF/T 00762020),不同于三大互联网法院的内部规范,上述技术规范中的存证技术要求可在全国法院范围内直接适用于对电子数据的存证全过程。

虽然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等诸多优点,但远非无懈可击,诉讼中被告当事人也会基于敌对立场和各种原因对区块链存证证据提出质疑。经抽取中国裁判文书网上50份对区块链证据提出抗辩的民事判决,其抗辩意见主要有以下七种:1、第三方存证平台无资质或资质存在问题。此时法院重点审核平台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在(2019)京0491民初798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即使没有相关资质也不影响证据本身的效力。2、操作前或操作中未进行电脑或终端、网络的清洁,即取证规范问题。3、系统未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新证据规则》第93条第2项规定情形)。4、关联性不认可。关联性属于法官认定范围。5、孤证不能认定事实,此情形下法官需要审查孤证是否存在疑点。6、未经公证。公证不是电子证据存证的必备要素,也是区块链存证的优势所在。7、未提交原件。官方针对《互联网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提到,《民诉法解释》第111条必须提交原件的规定无需适用。[4]28在当事人提出抗辩后,法院往往以被告未提交相应证据为由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换言之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具有推定效力。只要原告存证过程规范,区块链证据的证明力足以和公证证据相媲美。《新证据规则》第94条也体现了允许“技术自证”的趋势。相比于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中采用的“第三方区块链+公证”方式,第94条的指导作用可大大降低当事人的举证成本。

关于存证规范瑕疵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一起案件为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212号民事案件,原告仅采用了时间戳技术进行证据保全。法院指派了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并遵循疑点证据“孤证不立”原则(此原则在《新证据规则》第90条第4项中亦有体现),根据《可信时间戳互联网电子数据取证及固化保全操作指引(2017.7版)》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原告的存证未完成“互联网连接真实性检查”中的三个关键步骤,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作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受理的第一案,在判决中明确人民法院对区块链证据审查的标准及要件,并就此作出详细论述,是充分而必要的,且具有一定的普法作用和示范意义。但对于此后的互联网侵权、合同纠纷类案件,尤其是区块链证据开始在互联网法院以外的全国其他法院普遍使用的情形下,继续事无巨细地描述技术性内容,实无意义,也不符合引进区块链技术解脱法官认证压力的初衷。对于涉区块链证据的判决书写法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意见:第一,如被告对区块链证据无异议,可省略核验操作演示、哈希值、保全号、证件号等不必要信息,直接反映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第二,着重记录被告针对证据的抗辩及质证意见,并在本院认为部分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第三,对于通过区块链平台取证但没有经过诉讼平台核验的,对核实过程可适当详述。

电子数据的保全和存证无法局限于互联网法院。对非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目前亦有参照适用《互联网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对区块链证据进行审查认证的现实需要。由此,《新证据规则》也吸收了前述规定第11条的精神,第9394条集中从完整性、可靠性方面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做了详尽的规定。

3.对区块链证据所涉法律规定的修改建议

通过我国既有电子证据法律规范的梳理,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电子证据民事立法表现出多层次性,缺乏体系化。电子证据立法不同层次之间缺乏紧密协调的关联性,效力较高的基本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缺乏裁判指引衡量标准。[5]22-23第二,电子证据立法在取证工具和技术标准上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5]84

由此,总结归纳出如下建议:

1、制订体系化的证据法实体及程序规则,充实取证规则、取证工具、取证标准等内容。当前,《新证据规则》和民诉法解释构成了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主要的证据法规则,解决了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认证时的争议问题,但对于取证规则、取证工具、取证标准尚无详细规定。

2、明确并细化电子证据相关规则,包括智能合约制度,以及证据的采纳标准及采信标准。第一,如前所述,是否原件对于电子证据尤其是区块链证据来说并不是采纳理由,重要的是其完整性和可靠性。第二,我国的法律法规目前尚缺乏认可智能合约程序编码形式的有效性,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和其自动执行结果的合法性还有待论证。第三,区块链系统性问题的边界还未得到划分,如果出现业务差错,各方之间法律责任如何划分,尚没有案例可供分析

3、明确规定电子证据包括区块链证据的调取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区块链技术将通过电子证据调取机制改变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区块链的一大优势在于存证成本低而证明力相对较高,从而可以减少诉讼成本乃至社会成本。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该法院目前已与多家电商平台实现了无缝对接、数据共享。立案后,当事人只要输入相关订单号码,系统便会自动连接电子商务平台,提取相关信息材料,并利用独立第三方的技术平台,对全部数据进行保全固定,自动转换为证据。[6]8《广州互联网法院电子数据存储和使用的规定(试行)》第十五条亦有规定,“本院依职权或者应当事人申请,可依法调取证据平台存储的电子数据。”当司法机关的证明成本明显低于当事人的自证成本(或者个案正义损失)时,司法机关宜通过电子证据的法院调取机制来加强法律事实认定。[3]108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易被法院以“不属于申请调取范围”为由驳回。在区块链存证时代,这一情况有望得到改变,前提是法律规定对此做出较为明确的指引性规定,即在权衡社会成本的前提下,适当修正《民诉法解释》第9496条。如新增规定:区块链司法存证平台上存证人发起存证后,应当经过电子身份认证,形成自己的私钥,只有存证人方可通过私钥访问数据,必要时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通过平台调取数据。区块链司法存证平台应当与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进行有效对接。承办法官在办理案件时可以通过节点直接、快捷调取证据。

4、突出电子证据中区块链存证的特殊之处,赋予司法区块链存证证据与公证相同的证明力,引导区块链存证走上“技术自证”之路。《互联网司法解释》区别对待区块链证据与其他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强调了区块链司法存证技术证据的普遍可接受性。[3]106如前所述,《新证据规则》第10条第7项、第94条第2款赋予了公证证据相当高的证明力,在统一的区块链司法平台正式建成后,应对前述规定做出修改,赋予司法区块链存证证据与公证相同的证明力,让“区块链+公证”模式能够早日变为真正的“区块链存证”。另一种更有效率的思路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区块链司法存证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区块链证据进行直接规定,由此与2019年新修订的《新证据规则》尽量保持一致,也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4.统一的区块链司法平台构想

2019812日召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建设应用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数据管理处处长陈宝贵指出,“最高法院信息中心坚持‘一平台、两网络、高权威、全业务’的司法区块链建设思路,推进法院全业务过程中高公信力信息,高可靠性数据,高风险性操作等核心数据上链存证工作;牵头制定《司法区块链技术要求》《司法区块链管理规范》”。由此看来,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从相关领导的表态来看,我国司法系统极有可能会走专有、自有的司法区块链道路。这一路径有如下好处:

第一,以国家机关公信力背书,比公证处的权威性更强,会减少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质疑。

第二,减少人民法院的认定压力和信用风险。以(2019)京0491民初724号民事判决论述为例,“北京版权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第三方存证平台,于201931日跨链接入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系统后,任何存证用户在北京版权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存证的同时,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系统均会对其存证证据的哈希值进行同步存储。”可见,第三方存证平台都面临着由人民法院对其资质或公信力进行认定或背书的问题,目前区块链在我国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面对良莠不齐的区块链业态,对任何一家新的区块链平台公司进行资质认定都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同时既有的区块链公司也不能避免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当事人存证时选择的第三方平台遭遇破产清算或其他不能正常履责情形,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第三,有利于全国法院对区块链存取证标准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区块链平台不存在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三家互联网法院所接入的“天平链”、“网通法链”等在资质、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作为试点初期无可厚非,从长远角度考虑,三大互联网法院的相关规则应当统一,否则国内不同地域的当事人面对各自为阵的标准将无所适从,也不符合互联网弱化地域性的特性。此外,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在取证工具和技术标准上长期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存在多头立法的问题。如公安部门、司法鉴定机构所依据的取证规范流程存在差异性,如司法部2014年发布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通用实施规范》,公安部2012年《电子数据法庭科学鉴定通用方法》等。我国在电子证据标准化的立法进程中起步较晚,导致诸多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即使是2020529日司法部最新发布的《电子数据存证技术规范》规定仍不免太过原则。

与此同时,统一司法区块链平台的劣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利于业态的自然养成。区块链行业的健康发展一定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非一枝独秀。只有充分的竞争之后才会带来对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的提升,倒逼从事第三方存证业务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开发出稳定、可靠的存证业务产品,[7]也会随之提升公众对区块链技术的正确认识。自下而上的方式更有助于市场自然竞争。多元化的发展才是区块链行业的正常形态,统一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规范固然有利于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单家区块链存证公司不具备就标准单独进行磋商之可能,其司法存证业务的唯一选择是修正既有标准以接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存证平台。电子数据证明体系要想从“国家信用公证”走向“技术自证”,自然竞争之路才是其必经之路。[3]106

第二,容易引发对法院中立性的质疑。如果原告使用与法院“有关”的平台后而证据的证明力得到法院的肯认,容易引发被告当事人的无端质疑。虽然这个问题从技术上来讲无法成立,但可以预想到在新平台全面铺开之初会有类似的抗辩意见出现,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是充足的时间,法院进一步做好相关技术的宣传工作,凝聚共识,形成全民区块链意识。20196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编写的《区块链司法存证应用白皮书》,便是在普及区块链证据保全意识方面的有益尝试。[8]30

综合以上方面,笔者仍然认为,统一的司法区块链平台利大于弊。主要理由为:证据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否胜诉的重要一环,稳定的存证生态和存证制度有利于保障我国的司法环境,进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故在司法领域,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放大当事人的存证取证风险(如第三方平台公司停业、破产等无法提供服务情形),而静待区块链业态自然养成。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应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司法区块链平台和智慧法院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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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