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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例】转化犯法律适用的个案考察
作者:余诤 栾广平  发布时间:2021-06-30 15:16:38 打印 字号: | |

【关键词】非法拘禁 转化犯 注意规定 法律拟制

【裁判要点】

我国刑法238条第2款所规定的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此条款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正确的认知。从理论上讲,该条款应理解为“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从实践上看,适用该条款具体认定罪名时需对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加以甄别,在确保主客观一致的前提下正确定罪,避免客观归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案号】

一审:(2018)京03刑初114号

二审:(2019)京刑终53号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海兴群以索债为由,伙同被告人龚昱彰,于2018年2月3日将被害人侯兆磊(男,殁年35岁)骗出并带至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连杰酒店1520房间内拘禁至同年3月6日。其间,海兴群指使龚昱彰采取殴打、禁食、开水烫等手段,致侯兆磊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侯兆磊因被热液及钝性外力多次作用,造成全身广泛、大面积烫伤及擦伤、挫伤,体液大量丢失,有效循环血量降低,致低血容量性休克死亡。

被告人海兴群、龚昱彰案发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报警,后于2018年3月7日2时许被民警拘传到案。

审理情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京03刑初114号刑事判决,认定:一、被告人海兴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龚昱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后,海兴群、龚昱彰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19)京刑终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意见】

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人海兴群、龚昱彰非法拘禁他人一月有余并致人死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二被告人应该承担何种性质的刑事责任以及为何承担该种刑事责任?

从具体案情看,二被告人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实包括相互交叉的两部分,即非法拘禁他人的拘禁行为以及附随实施的致被害人伤亡的相关暴力行为。因此,本案集中体现了我国刑法第238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内容,由此对海兴群、龚昱彰二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评价其实是对刑法第238条所涉及转化犯的个案考察,即在认可海兴群、龚昱彰的行为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基础上,再根据具体案情对二被告人附随实施的相关暴力行为予以恰当评价。这不仅涉及非法拘禁罪的量刑,更涉及非法拘禁罪的转化,即对本案二被告人究竟评价为故意伤害行为还是故意杀人行为----尽管此点并非控辩双方关注的焦点(也并非合议庭评议的重点),但却是办理本案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

刑法第238条第1款规定了非法拘禁行为及其法定刑,同时明确“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可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非法拘禁罪从立法本意看,已经伴随或包涵着“殴打、侮辱”等附随实施的暴力行为,只不过此时的暴力行为能够被非法拘禁的手段或方法所涵盖,故可以在一般意义上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幅度内予以评价,此种情形仅仅涉及非法拘禁罪的量刑问题。但与此不同的是,刑法第238条第2款根据实践需要,将行为人成立非法拘禁罪后因实施相关暴力行为从结果上分为两种:其一是非法拘禁过程中因实施附随暴力行为导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加重犯);其二是非法拘禁过程中因行为人故意实施超出附随暴力行为(是否超出的判断后文将从主客观方面予以说明)的暴力导致被害人伤残或死亡的(转化犯)。前种行为的处罚系在非法拘禁罪名不变的前提下,将刑罚法定刑提升至类似罪名(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程度,而后种故意行为则是行为性质即定性(罪名)发生实质性转化,这种转化所带来的是趋重趋势,包括罪名和刑罚的双重趋重。

就本案而言,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转化犯)的罪名对本案提起公诉,因此,这里主要涉及对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即“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理解和适用。就本案而言,主要问题即是,该条款是否存在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依照本法第234条定罪处罚;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2条定罪处罚”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换言之,实践中诸如本案存在被害人死亡的非法拘禁案件中,对相关被告人是按照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评价还是按照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定罪?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提及对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立法性质的认识。刑法理论上对于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的规定,素有“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两种不同的主张。“法律拟制”的核心内涵就是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在刑法明文规定的特殊条件下,按该规定处理。“注意规定”则是在刑法已作相关规定或以相关的、已为刑法理论所认可的刑法基本原理为支撑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以免司法人员混淆或忽略的规定。   

 对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持“法律拟制说”的主要理由如下:1.“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的行为应出于一种故意。如果是一种注意规定,那么对于使用暴力但并未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就应该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规定,但如此分析则又与该规定的结果要件相左。2.从减少死刑罪名和降低法定刑总量出发,立法者没有在非法拘禁罪条文中规定死刑,而是规定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以便达到既严惩这种行为的目的,又减少死刑罪名的目的。3.具备法律拟制的实质根据和理由。行为人非法拘禁他人后,又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其法益侵害性质与故意杀人罪的性质相同,具有法律拟制的实质根据。4.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如果对“致人”伤残或死亡的罪过形式要求“故意”的话,可能在实际诉讼中难以举证,即对被害人而言存在很大的举证困难。
    对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持“注意规定说”的主要理由如下:1.本款属于刑法中转化犯的规定,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转化为伤害或杀人的故意。2.有提示司法者注意的必要。非法拘禁通常范围内的暴力程度应该是较低的,典型的如捆绑、堵嘴等。这种相对较轻的暴力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如果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有过失,第238条第2款前半段设置了非法拘禁致人重伤和死亡的结果加重犯予以规制,但如果行为人在非法拘禁的过程中使用了超出通常范围以外的严重暴力致人伤残或者死亡如何处理?立法者为了防止司法者作出前述错误的司法认定,在同一条款紧跟着非法拘禁的结果加重犯之后(而非另起一段设置新条款)规定:“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3.符合论理解释优先于文理解释的原理。法律拟制说无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差异,仅仅因为客观上侵害的法益相同,就对不同行为赋予相同刑事责任,完全等同于客观归罪。这种观点突破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主观要件的限制,与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通过对本案的办理,笔者认为,非法拘禁犯罪中“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属于刑法中的“注意规定”,结合上述“法律拟制说”的主要理由,作如下分析:

首先,对于刑法第238条第1款和第2款应该有一个整体的理解。通读该法条的表述,不难看出,立法者尽可能将非法拘禁他人的各种后果考虑其中并设置层层递进的处罚幅度,以期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目的。例如,该法条第1款在对非法拘禁基本罪状的表述之后,直接附加“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的规定,这是因为考虑到“殴打、侮辱情节”系非法拘禁犯罪的惯常表现,是非法拘禁行为方式的应有之义,因此提示裁判者当出现诸如“殴打情节”导致轻微伤甚至轻伤结果时,非法拘禁罪在一定情形下能包容、吸收故意伤害罪,仅以非法拘禁罪一罪从重处罚即可。紧随其后,第2款的前半段表述为“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对于过失导致重伤抑或死亡结果的,应按照结果加重犯予以处理。而当行为的主观恶性及客观行为及后果同时升级时,即具体行为已经不能为非法拘禁罪所涵盖的情况下,适用第二款后半段“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予以定罪量刑。此时应当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其所侵犯的法益由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或人格尊严转换为生命健康权益,实际是被害人人身自由受限制这种持续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为行为人的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时空条件。在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行为人的行为重新评价,显然已经是非法拘禁罪无法涵盖,由此转化的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应运而生。

其次,对于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事实上,将该条款理解成法律拟制并认为以此可以达到减少死刑条款和降低法定刑总量的目的是没有根据的。可以设想,如果适用“法律拟制说”的观点进行裁量,无需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只需关注客观结果,一旦造成伤残、死亡结果的,直接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恰恰不是限制和减少死刑条款,而是扩大死刑适用的范围。同样,便利诉讼亦不能成为强有力的“借口”,这是因为,非法拘禁情况下的犯罪样态还不足以进行刑事推定的设置,据以定罪的证据不仅需要及时应对被告人对于自行为主观要件的辩解,更需要裁判者从纷繁复杂的证据内容中抽丝剥茧,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达到刑事认证的目的。
    再次,对于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使用暴力”应该从主客观两方面把握。有观点认为“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可将此处的“暴力”区分为非法拘禁范围内的暴力和非法拘禁范围外的暴力,并认为使用非法拘禁行为范围内的暴力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成立该罪并按照第238条第2款的前半段即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处罚;如果使用非法拘禁行为范围外的暴力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则按照第238条第2款的后半段成立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的转化犯。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方式势必将司法认定的关键转移到了区分“暴力”的种类上来,而事实上,因为没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来确定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行为人何种程度的伤害行为属于拘禁范围内的“暴力”还是拘禁范围外的“暴力”,这种区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认定差异。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使用暴力”应当理解为包含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两方面的内容。实践中,行为人客观上实施的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受其主观目的驱使的,其对自身行为所导致的具体伤害后果应该是有认知的,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半段突出“使用暴力”,意在提醒裁判者注意此时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已经发生变化(转化)并注意区分故意的具体类型。换言之,行为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超出了非法拘禁罪调整的范围,从而应该转化为相应的罪名,而这与“法律拟制说”所主张的将针对某一犯罪构成要件所作的规定,适用于另一犯罪构成要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本质的区别。

具体到本案,从客观方面考察,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海兴群伙同龚昱彰非法拘禁被害人侯兆磊一月有余,其间,海兴群指使龚昱彰对被害人实施了殴打、禁食、开水烫等行为,造成侯兆磊全身广泛、大面积烫伤及擦伤、挫伤。而长达月余的拘禁过程中的折磨累积起来的叠加效应,足以达到了“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严重程度。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结合前述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后半段系注意规定的主张,本案重点应对二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第一,根据查明事实,可以排除“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杀人故意。二被告人虽对被害人有长达月余的伤害行为,也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二被告人所采取的伤害手段如晾衣架抽打、拳打脚踢、禁食、热水烫等,主要打击部位系后背、四肢等,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与追求死亡结果发生的杀人故意及其支配下的客观行为如勒颈、刀扎、锤击等有着明显的差异,被告人的供述及客观证据如手机通讯记录等亦未反映出有杀害被害人的前期预谋,故不应认定二被告人具有直接杀人故意。

第二,依据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二被告人系间接故意杀人的证据亦不足。成立间接故意致人死亡有两方面要求,一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致人死亡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放任死亡结果发生”。

从认识因素上看,在案证据显示,被害人系成年男性,死亡时营养不良,外观极度消瘦,皮下脂肪几乎消耗殆尽,但此并非被害人的直接死亡原因。二被告人虽限制其出入宾馆房间的自由,但并未捆绑其手脚限制一切自由活动,虽故意限制其饮食,但二被告人供述及现场勘查显示,案发地有水及食物,要求被告人意识到被害人有可能饥饿而死则明显过分苛责。尸检鉴定意见证明,被害人符合被热液及钝性外力多次作用,造成全身广泛、大面积烫伤及擦伤、挫伤,体液大量丢失,有效循环血量降低,致低血容量性休克死亡。应该说,这一死亡原因较通常认知的钝性外力打击头部、锐器扎刺要害部位等死亡原因而言,较为专业化,无医学背景及相关常识的普通民众很难认识到烫伤、擦搓伤可能导致死亡这一严重结果的发生。即使二被告人与被害人同居一室月余,对被害人逐渐虚弱的身体变化有着明确的认知,但据此也不宜判断二被告人对于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明知。因此,从认识因素角度看,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存在过失更为贴切。

从意志因素上看,二被告人在发现被害人表现异样时,并非放任不管,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如被告人龚昱彰在供述中提及“我觉得当时侯兆磊的脸色很难看,我怕出事儿就拉开海兴群,他坐在地上靠着床。我赶紧过去按他的脉搏,觉得他脉搏弱了,我就让他喝了点红糖热水,但情况没有好转。我觉得不对劲,就抢救侯兆磊,按压他的胸口,他缓过来之后,我又给他喝了点红糖水。我跟海兴群说赶紧把侯兆磊送医院,之后我俩就送他去医院了,半路上海兴群打了“120”,后我们在大悦城跟“120”会合后去了朝阳医院”,应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被告人尽了一个普通民众所能采取的应有抢救行为,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并非其主观上愿意接受的事实。

第三,综合具体案情,认定二被告人系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考察,海兴群具有伤害被害人侯兆磊的主观动机和故意。在案虽无证据证明被告人海兴群与被害人侯兆磊确实存在债务纠纷或其他矛盾,但被告人海兴群伙同龚昱彰确以索债为由,将被害人骗至案发地并长时间予以拘禁,且指使龚昱彰对被害人实施了故意伤害的行为致被害人死亡。因此,本案不排除被告人海兴群确有需要被害人履行相关义务的紧迫性,而在被害人客观上无法履行或主观上不愿履行的情况下,促使海兴群产生伤害被害人的主观动机并伙同龚昱彰付诸实施,但剥夺被害人生命与其索债的初衷是相悖的。从客观方面来看,如前所述,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与二被告人长期以来的虐待、折磨确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上,在本案中,认定二被告人构成转化犯意义上的故意伤害罪而非故意杀人罪是适当的。若不顾客观行为和主观恶性的差异,简单地将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后半段理解为“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既不符合该法条的立法本意,亦无法恪守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量刑评判标准。

 
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