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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明知”的认定
作者:孙蓉 李烨  发布时间:2021-08-30 16:22:13 打印 字号: | |

裁判要旨

“明知”是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且频繁出现的词汇,但是由于其所处层级的混乱、内涉含义的模糊以及适用标准的零散,始终干扰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本文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切入点,认为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应属于责任阶层,而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应属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我国刑事司法一贯将“明知”内涵界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按照一定逻辑审查客观证据是认定主观明知的方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件索引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刑初1058号(2020年7月29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刑终502号(2020年10月12日)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间,有人冒充公安及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通过电话联系王某,谎称王某涉嫌刑事犯罪,以审查其财产合法性为由骗取到王某的银行卡卡号及支付密码,从王某银行账户中转款人民币二百余万元。王某被骗钱款中的一部分,经梁某、赵某等人的账户多次流转,其中14万元左右于5月23日转入陈某银行账户中,当天陈某将该款项取现。后陈某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案,公安机关起获了其使用的手机一部,现扣押在案。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19)京0105刑初1058号刑事判决,认定:一、被告人陈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在案之手机一部,予以没收。被告人陈某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2020)京03刑终502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陈某主观上应当知道其所取款项是犯罪所得,客观上仍然帮助取款变现,其行为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予惩处。

经查,根据在案调取的陈某银行账户交易信息,其半年内存在多次异常转账取现情况,陈某虽辩解此种异常转款取现系因其熟识房产中介、布料厂家及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既无法提供相关转款人员的基本信息,亦无法提供其熟悉的房产中介、布料厂家及银行工作人员的相关情况;结合陈某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认知能力等主客观情况,足以认定陈某应当知道该笔款项是犯罪所得。

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陈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及对在案物品处理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故裁定驳回上诉人陈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注解

“明知”是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且频繁出现的词汇,但是由于其所处层级的混乱、内涉含义的模糊以及适用标准的零散,始终干扰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本文拟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为切入点,从“明知”的系统定位、概念内涵和认定方式三个层级浅显解析。

一、明知的性质:犯罪系统的定位

我国《刑法》中,共有41条45处对“明知”进行了规定,其中1条规定于总则中,其余的40个条文,均规定在分则中。以“明知”在我国刑法中所处位置进行区分,可以分为总则规定的“明知”,即我国《刑法》第十四条对故意犯罪进行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和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如《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虽然学界曾就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也称“一般明知”)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也称“特定明知”)的关系产生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分则的明知仅为“注意性规定”,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分则的明知属于“要件性规定”,但现在基本已经达成统一。即刑法分则中关于“明知”的规定,系特殊规定。

刑法总则与分则规定的明知的区别突出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二者外延并不一致。分则的明知在很多情况下是要求行为人认识行为对象的特殊性,范围相对较窄;总则的明知则要求认识行为对象、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范围较宽。确定分则的明知为判断总则的明知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二者定位亦不相同。总则的明知是故意的的认识因素,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性认识,属于责任阶层;分则的明知则是作为责任要素或主观违法要素中的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应属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

因此,就“明知”在犯罪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刑法总则规定的“明知”应属于责任阶层,而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应属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结合本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中的“明知”作为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应当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即予以认定。

二、明知的内涵:刑事司法的立场

虽然学界对于“明知”的应有之义仍有争论,但是按照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领域的一贯立场,我国刑法中的“明知”可以理解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国司法实践中亦以此为惯例予以适用。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中,其第二款明确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此解释可以视作关于“明知”内涵效力最高、最为权威的解释。此外,我国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中亦散见关于“明知”的规定。最早于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4月2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2月28日颁布并于4月9日施行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再次重申“恶势力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由此可见,从我国的刑事法律到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一贯立场均将“明知”的内涵明确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结合本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11月4日《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钱解释》)和2015年5月29日《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未明确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明知”解释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是根据我国刑事法律规范的一贯立场,以及《洗钱解释》中第一条的所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同时紧随其后以列举方式列明了7种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明知”亦应理解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三、明知的认定:司法实践的方式

“明知”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因其属于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难以通过准确且具体的法律条文概述,故司法解释往往也只能以“列举+其他兜底”的方式对典型情形进行最大可能性的概述。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最精准地作用于大部分案件,但一方面极大地依赖于司法解释,难以穷尽所有情形,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现状;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司法审判于各色案件中发挥自由裁量作用。

“明知”的内涵虽然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明知”仍然只能通过主观作用于客观的证据加以判断。有学者提出“知道”与“应当知道”的区别不在于认识程度而在于证明方式。“知道”是指有证据证明的明知,例如被告人本人供述,还有书证或者证人证言佐证。“应当知道”是推定故意,是指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但根据一定的证据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某种故意,行为人如果否认自己具有此种故意,必须提出反证。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虽然有其学术哲理,但仍难作用于司法实践。“明知”的认定本质是通过在案证据得出待证事实,故本质仍然是证据的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区分仅在于所需依赖证据形成的证据链的难易程度不同。换言之,“知道”就是行为人自认的主观明知,即通过被告人供述,佐之以其他证据即可形成认定主观明知的证据链;“应当知道”则是在行为人辩解不明知的情况下,必须综合其他在案证据,立足已证基础事实,逻辑推演出证明主观明知的证据链。审查证明主观明知的客观证据,可以按照如下逻辑进行:

1.审查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即在剔除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后,在案证据能否认定作为犯罪主体的被告人实施了与犯罪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以先期明确基础事实。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基础事实的前提下,之后就主观明知进行的审查才有其必要性。

2.审查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审查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目的在于区分“知道”和“应当知道”。在被告人供认主观明知时,即处于认定“知道”方向上,在审查供述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基础上,注意把握供述的长期稳定性、逻辑完整性,在初步判断被告人供述的可采性后,仍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在被告人辩解不明知时,则转向认定“应当知道”的方向,亦先审查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三性,而后审查其辩解的合理性。

3.审查客观行为的外在表现。对被告人行为方式等客观方面需要进行逻辑合理性和日常平行评价的审查。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明知”的判断要考量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等;以毒品犯罪为例,可以着重审查是否进行申报、是否采取蒙蔽手段逃避检查、是否获得高额酬劳、是否采取高度隐蔽的运输交接方式等。简言之,在对比日常合法行为时,案件中被告人不合乎常理的经验规则越多,主观明知的程度就越强。

4.审查与其他在案证据的印证。不管是“知道”或“应当知道”都不能仅依据孤证定罪,亦不能完全依照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认定主观明知,否则既会极大程度地放纵犯罪,亦有可能使无罪之人受到追究。在案证据的印证性的审查,既需要审查主观性证据与客观性证据的印证性,也需要审查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印证性,亦需要审查言辞证据之间的印证性,“关联事实”得以共证、“印证证据”可以求同、“矛盾之处”予以排除。

5.审查被告人特定情况。对于明知内容的审查往往是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常识而非按照法律或者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衡量的,这就是“外行的平行评价”。个案中必须结合被告人特定的自身状况进行审查,主要审查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年龄、社会阅历、个人经验及区域风俗等。

6.审查辩方是否提出反证。必须明确,“应当知道”作为经过逻辑推演的主观事实,是可以反证的。由于无罪推定是刑法领域的原则性规范,故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证明责任仍然属于控方,即使辩方提出了反证,亦仅需要提出的合理怀疑或辩解,而不能要求其承担证明责任。

四、本案中陈某“明知”的认定

回归本案,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我国刑事司法的一贯立场是将“明知”解释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刑法罪名精释》亦称本罪“明知”不一定是“确知”,行为人无需认识到这些财物一定是犯罪所得或其收益,只要认识到这些财物可能是犯罪所得或其收益即可。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口供,而应当根据案件各方面情况进行分析,只要证明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可。

本案虽无法证明陈某明确知道该款项系犯罪所得,但根据在案证据:其一,直接指向陈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证据有经过九级转账进入其名下账户的被害人王某被电信诈骗的赃款和陈某于2018年5月23日在福建省农业银行某支行柜台取款的监控录像,足以证明陈某实施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其二,经讯问陈某,其辩解称这些款项系因其熟识房产中介、布料厂家及银行工作人员,故帮助转款人取现的购房款或买卖布料的款项,但其既不认识相关转款人,亦无法提供其熟悉的房产中介、布料厂家及银行工作人员相关情况;其虽辩解称此次所取52万元现金,系帮助“张总”取现的购房款,但却无法解释“问什么买房不直接汇款”“为什么不使用自己账户取现”“为什么不核实自己账户中上百万走账信息”“如何判断给谁提供自己账户”等常识性问题;其三,陈某在钱款一至其账户立即赶往银行取款,其在柜台取现52万元并在出银行后即将钱款交予“张总”,该行为与日常购房或买卖布料的常情极不吻合;另外,陈某虽辩解称其与“张总”仅相识二个月,不知“张总”真实身份,没有“张总”联系方式,却于2018年5月10日及2018年5月23日两次帮助“张总”分别取现160万元及52万元;其四,根据在案陈某于2018年5月23日取款监控录像显示,其仅作为银行普通客户,在窗口办理取款业务,与其所述熟识银行工作人员的辩解相矛盾;反而是在案调取的陈某名下的农业银行卡自2018年1月5日至2018年6月21日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陈某该银行卡账户在半年时间内存在16次异常交易情况,即同日内不同账户多次向陈某账户转入大额款项,后陈某于同日以现金取款方式支取几乎全部资金,此16次交易资金少则二十余万,多则两百余万元。综上,结合陈某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认知能力,其账户多次大额陌生转账、当日全部提现等情况及其本人的供述与辩解等主、客观因素,足以认定陈某明知其所取出款项是犯罪所得。

 

 

 
责任编辑:张雨晴